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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末，轰炸机指挥部司令、英国皇家空军元帅亚瑟·哈里斯给丘吉尔呈送了一份47座德国城市的名单，这些城市中有19座被认为“实质上已毁”，另外19座则是“严重损坏”。

哈里斯辩称，在摧毁了“40%到50%的德国主要城镇”之后，德军便会投降，他认为，投降指日可待，可能就在1944年4月1日之前。

然而，4月过去了，一个投降的都没有，而英国轰炸机遭遇的失利可谓糟糕至极。

盟军情报人员发现，“区域性轰炸对平民士气造成的影响，可导致德军崩溃这一假设，毫无依据”，日本驻柏林大使也持同样的观点：他向东京方面建议称，“无疑，空袭并不会造成德国内部的崩溃”。

被盟军摧毁的德军飞机制造厂

哈里斯则不以为然，他在下属中的绰号叫作“轰炸机”和“屠夫”，身上充满丘吉尔所谓的“莽撞”。

一位对他颇为钦佩的记者将他描述为“一头毫无怜悯之心的猛虎”，哈里斯穿任何军装都穿不出样子来，他喜欢穿一件深紫红色的天鹅绒的便服，酷爱抽骆驼牌香烟，偶尔出于应酬也会吸鼻烟。

他间或性情乖僻，总是乐此不疲地向晚宴客人展示他的私人“蓝皮书”，书中塞满了被炸成废墟的德国城市的航拍照片。

他不屑于从他在海威科姆的司令部乘坐两轮轻便马车，前往首相别墅（位于伦敦西区的郊区），而常常把他名义上的司机，支到后座，以疯狂的速度驾驶那辆黑色宾利前往。

当丘吉尔对他表示不满时，哈里斯却回答说：“我讨厌科隆上空的这些空袭，科隆的人民也一样。”

英国官方史料中的描写：

哈里斯总搞不清忠告与干涉，批评与妨害，以及证据与扬言的区别。他抗拒创新，且很少乐于接受旁人的劝说……在他眼里，一切问题都只有黑白之分，面对任何其他可能性，就会极不耐烦。

哈里斯坚信，轰炸机应该是痛击德意志民族的棍棒，在给一位同僚的信中他写道：“如果今天有人问德国人：‘要石油厂还是要城市？’他会回答：‘除了城市，你想炸什么都行。’”

相应地，二战期间，轰炸机指挥中心的弹药有一半以上都投向了城市中心。

每天早上，哈里斯都会来到一个被称作“洞穴”的指挥中心，决定当天晚上该哪个德国城市遭受痛苦，每个城市都有一个鱼类的代号：鲶鱼是慕尼黑；小鲱鱼是柏林。

如官方史所述，他的激励原则就是：“为了摧毁任何目标，不惜一切代价。”

到1944年秋末，哈里斯称，名单上的60个德国城市中有45个“已实质上摧毁”；平均每月有两座以上的城市遭到轰炸，待被血洗的城市数量也越来越少。剩下的大多分布在东部：哈雷、马德尔堡、莱比锡、德累斯顿。

11月初，空军元帅查尔斯·波特尔称：“对石油目标发起的空袭最有希望让我们在未来几个月里结束战斗，获取胜利。”哈里斯不同意，他极力主张完成所谓的“城市计划”。

波特尔在12月12日回复道：“如果你能像之前轰炸城市时一样，全身心投入到攻击石油目标，我就放心了。”

哈里斯想通过恐怖突袭瓦解德军意志，有人认为这从战略和道德层面上都有所欠缺，“以轰炸德国工业城市达到挫垮敌军士气这一主要目标，事实证明，这一想法是彻底不健全的”，他在1947年承认。

盟军空袭过后的德国城市

然而，战后美国战略轰炸调查却判定“轰炸严重打击了德国公民的士气。其心理上的影响是失败主义、恐惧、绝望、宿命论和冷漠无情”。

任何时刻，2 000架盟军飞机都可能飞过德国上空，如兰德尔·贾雷尔所描写的：

以女孩的名字命名的轰炸机，烧毁了我们，在课堂上学过的城市被烧毁了，直到我们的生命消耗殆尽。

英军轰炸机指挥部坚信摧毁整座城市的作用，而美军则把自己看作是“精准轰炸”，这一术语意指专门针对军事目标进行攻击，同时，暗示对无区别屠杀平民的强烈反感。

但由于欧洲中部的天空长期阴云满布，第8航空队的炮弹有一半是采用“盲目轰炸”雷达技术投掷的，经常仅有1/10的炮弹，坠落在距离模糊不清的目标半英里以内的地方。

即使各方面条件对飞行员来说都非常之理想（这种情况发生的概率差不多是1/7），也仅有1/3的炸弹能在瞄准点1 000英尺范围内爆炸。

斯帕茨承认，“精准轰炸”这一术语，其原本“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坏天气还会导致炮弹发射频频偏移向铁路调度场之类的次要目标，结果轰炸机飞到城市中心上空时，炸弹舱已空空如也。

此类针对交通运输目标的攻击，逐渐限制了德军战需品尤其是煤的输送，同时也将城市区域夷为平地。

“停止杀戮平民的方法，”阿诺德在一部原本很可能由哈里斯口述的备忘录中称，“就是制造大量的伤害、损失及死亡，才会让公民自发要求政府停战。”

历史学家理查德·G．戴维斯后来统计，第8航空队20%的弹头都用在了城市轰炸中，还极力想隐瞒类似攻击的力度，媒体监察人员查禁了一切有关精准轰炸但常常并不精准的“蛛丝马迹”。

美国人同英国人一样意欲改善灾难性毁灭的方法，在犹他沙漠，好莱坞委派标准石油公司的设计师和工程师，建造了两个仿制的工人阶级居民区，一个还原德国，一个还原日本，家具、床罩和其他家居易燃物的复制品一应俱全，经过反反复复的燃烧弹实验，终于开发出了可击破德国人的结实房顶的燃烧弹。

M76块状燃烧弹是美军的另一新武器，于1944年3月初次投入使用，它可激射出燃烧弹胶体，形成巨大的燃烧凝块。

一份美国陆军研究报告得出的结论是，“空中燃烧弹，所造成的伤亡和破坏或许和二战中用到的其他武器差不多”。

空军元帅哈里斯一直对石油目标攻击计划存有疑议，他对波特尔说：“我不仅不会认同这一观点，还坚决反对……强烈反对。”

哈里斯在战时和战后都曾因其如骡子一般固执的性格饱受责难，他的顽固也妨碍了盟军向德意志最薄弱环节发起的统一攻击，即使他以一贯的消极方式响应这一战略，但最终还是遵从了盟军最高统帅部的命令。

1944年8月和9月，轰炸机指挥部向石油目标发起了这场战争中的头几次日间战略攻击。

自此以后，这一指挥部的飞行任务就达第8航空队的2倍之多，在欧洲战场战略空战的最后一年，哈里斯指挥部的飞机投下了近10万吨炮弹，相比之下，第8航空队仅投掷了7.3万吨。

可以说，由于英军战斗机装载了更多、威力更大的炮弹，且这些炮弹频频以更高的精准度投出，英国空军进攻效果更加显著。

研究人员判断，美军轰炸石油目标时用的大多是小型炸弹，不足以炸毁防爆墙，此外投放的燃烧弹太少，很多炸弹（约14%）后被证明是有缺陷的，多数都是导火索问题所致。

秋日的狂风骤雨，给了德军一些喘息的机会，当然其制造烟雾、伪装、分散目标和修复损伤的应急机制也相当奏效，深秋时分，35万名工人艰难地修复和藏匿着老旧的设施。

正在投弹的盟军轰炸机群

德军防御变得愈发强悍：莱比锡城以西的洛伊纳市庞大的0.1号石油合成工厂曾被袭击21次，盟军为此付出了82架轰炸机的代价，这里成了德国戒备最森严的工厂，密集部署着500多门重型高射炮。

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有段时间，德军龙德施泰特元帅将西线各师的每日耗油量限制在1 200加仑而非标准的7 200加仑。

到11月底，航空燃料产量已跌至3月产量的1/4，德国空军甚至被迫将飞机在空中的滑行量降到最小，有些飞机还是被牛拉到跑道上去的。

对石油加氢装置的攻击也导致了氮原料的减少，这反过来严重限制了德国的军火生产，同样地，合成油设施遭到的破坏致使合成橡胶及其他用于炸药生产的化学物质产量锐减。

二战期间，德美两国间工业发展的核心差距集中在燃料生产方面。1942年到1944年间，德方的精炼厂和工厂共产出了2 300万吨燃料；同一时期，美国的燃料产量高达6亿多吨。

到1945年春，盟军对130多个石油目标发动了500多次攻击，之后德国的石油产量，锐减至前一年产量的12%。少了这种现代社会发展中至关重要的商品，德国已危在旦夕。

德国人民也同样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1940年，德国空军的一次突袭之后，哈里斯从位于查尔斯国王大街的航空部屋顶，俯瞰着熊熊烈火之中的伦敦，沉吟道：“他们在空中播撒着恐怖的种子。”

如今，旋风来了：二战期间共有131座德国都市和城镇遭到空袭，40万人在袭击中丧生，700万人无家可归。

对于德国人来说，煎熬总是在一阵尖锐的警报声中开始，这表示是时候关掉煤气、打开收音机、往浴缸里装满水、翻出手电筒了。

在电影院中，荧幕上会打出“空袭警报”的字样，日间空袭中，市民们一边匆忙涌向防空洞，一边伸长着脖子搜索着远处逼近的亮点，看着拖着白色航迹云袭来的轰炸机。

“我们身边的人们开始数着银色小圆点的数量，”一个德国人回忆道，“已经数到了400，但仍然看不到头。”到了晚上，市民们佩戴起了发荧光的徽章，跟随着街边路沿石上，涂着的厚厚磷光燃料前行，以免在黑暗中与旁人误撞。

德国当局在各个城市市区建造了3 000个防空洞，但即使有矿井和地铁隧道作补充，数量还是太少了。

通风设备关闭后，暂住在防空洞里的人们，便裹着湿漉漉的床单，用薄纱盖住眼睛，张大嘴巴以免耳鼓膜遭受巨大冲击，连呼吸也是小口小口的，因为，他们头上，熊熊大火正在肆意蔓延。

“科隆已不可能再继续居住了，”一篇日记中记道，这无疑会令哈里斯感到无比喜悦，“没有水，没有煤气，没有电，也没有食物。”

9月中旬的数次空袭过后，斯图加特市中心“已不复存在”：

“我们不得不从人身上爬过去，才能远离火海，”一位女士回忆道，“我不禁想道，‘我们正在经历最后审判日’。”

共计60个月的空战中，埃森市接连39个月遭到猛烈轰炸，272次袭击过后，这座城市的6.5万座建筑仅剩5 000座未遭破坏。

盟军的一名机组成员在其航空日志中写道，从高空俯视，这座燃烧着的城市就好像是“一个翻滚沸腾的巨型火锅”。

杜伊斯堡的钢铁工业中心，遭受了近300次轰炸，11月的一天，轰炸机指挥部朝它投下了与德军在整个二战期间朝伦敦投放吨位等同的炸弹。

在汉诺威，一名男子在一次空袭后骑着自行车穿过烧焦的废墟，他写道：“夜晚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一遍又一遍，你能说的只有，‘这里是，啊，那里也是！’”

奥斯纳布吕克市的废墟被讽刺地称作“赫尔曼·戈林广场”，在9月13日一次长达14分钟的空袭中，盟军在这里投下了18.1万枚燃烧弹和2 171枚烈性炸弹，一个月之后，又投下了更多。

10月15日，5 000人在布伦瑞克市的一场“巨大的烈焰旋涡”中丧生。在海尔布隆市，7 000人（该城市总人口的1/10）死于12月初的数次空袭，延迟引爆的炸弹让救援队陷入困境，而熊熊火焰在这座树木覆盖率达50%以上的城市里肆意燃烧。

遇难者中还有数百人是因通风设备简陋吸入一氧化碳而死在地窖，即使远在荷兰海岸，飞行员们都能看见烈焰中的科隆。

曼海姆市附近的一间被摧毁的房子里，人们在挖掘地下室中因窒息而死的居民的残骸，1944年时，后来成为德国总理的赫尔穆特·科尔还只有14岁，他描述当时情景道：“他们就躺在那儿，面色铁青。”

空战仍在持续，几乎每日每夜都有数以千吨计的烈性炸药和燃烧弹投下，一周又一周，一月复一月。

英国皇家空军在达姆施塔特上空发起的一次为时一小时的空袭燃起了冲天大火，整个地区的3 000名消防员动用了220件灭火装置投入救援。

此时此地，这里刮起了摧枯拉朽的旋风，这层层盘旋的火焰，空袭，成为这世界的毁灭者，破坏仍将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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